林彪，一个始终笼罩在神秘面纱下的人物。他身上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面似冷峻的白脸，一面如热情的红颜；既被冠以“两面派”的恶名，又被视为“阴谋家”；他曾是红军战场上的雄鹰，却不幸沦为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祸首；他一度被载入党章，成为党内的指定接班人，却终究未能幸免党籍的剥夺。他留下的，是经久不息的沉思与无尽的谜团。
《大决战》林彪背影
林彪性格直率，不擅于交际应酬，更倾心于独自一人的时光。
聂荣臻曾言，在众多元帅中，唯有林彪与彭德怀敢于直面毛泽东，勇于表达己见。
林彪对出兵朝鲜一事持有异议，甚至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率领军队开赴朝鲜战场的重任。但随后，斯大林撤销了原本答应提供的16个苏联空军团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承诺，林彪在一场晚宴上拒绝与斯大林举杯同庆。
林彪对“大跃进”运动持保留态度，私下里曾言：“这是凭空想象，胡乱行事。”同时，他认为彭德怀所撰写的“万言书”观点正确，只是表达略显急躁。
1959年，庐山之巅，毛泽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遵义会议以来，彭德怀同志曾暗中指使林彪同志向党中央上书，意图由彭总总揽全局。但林彪同志坚决否认，那封信并非出自彭德怀同志之手。
在庐山之巅的会议现场，林彪直言不讳地对彭德怀说道：“唯有毛主席堪称为大英雄，你我之间相去甚远，不宜生此非分之想。”
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敦促林彪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外宣扬“四个伟大”的林彪，其居所毛家湾却不见主席像悬挂，甚至将领袖语录与照片的报纸当成了卫生纸使用。在那个个人崇拜达到狂热顶峰的时代，如此行径若发生在寻常百姓，无疑将铸成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会议，林彪竟以疾病为借口缺席；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毛泽东有意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但林彪却坚决拒绝，甚至提交了一份报告，持续表达其谦让之意。对此，毛泽东在报告中亲自写下批示，坚决指定林彪为接班人。然而，林彪竟然将主席的批示撕成碎片，丢弃于痰盂之中。到了1971年“五一”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然未向毛泽东辞行便悄然离去。
林彪深谙明哲保身、深藏不露的处世之道。其室内的条幅上赫然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在处理文件的过程中，他坚守“主席画圈我画圈”的信条，只有当毛泽东明确表态后，秘书才会代为画圈；否则，他总会将问题退回，并指示“呈主席批示”。此外，他还指使秘书模仿他的笔迹签署文件，并在文件上书“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他将“请主席阅”改为更为谦卑的“呈主席阅”。
林彪在公众面前高声宣称：“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就无可比拟，是最大、最大、最大的。”但私下里，他坦诚道：“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杰出的同志，撤销刘少奇的职务实在是没有道理。”他更曾评价：“在理论层面，刘少奇的观点比毛主席更为深遂。”林彪尤其钟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
“九大”的召开，不仅标志着林彪事业的衰落，也揭开了他与毛泽东公开意见分歧的序幕。“九大”虽将林彪确立为党的接班人写入党章，但毛泽东并未认同由林彪与陈伯达主笔的“九大”政治报告。这一事件对林彪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林彪、陈伯达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非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而主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对这一违背“阶级斗争为纲”原则的报告稿感到极度不满，于是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然而，林彪、陈伯达又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甚至未拆开信封，便在信封上批示“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被推翻。尽管林彪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但他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我不愿听！”在宣读报告的过程中，林彪面色惨白，头颅未曾有所抬动。报告结束后，他回到家中，叶群不禁忧心忡忡地表示：“我真怕你读错了。”林彪却愤然回应：“那就让错误和遗漏越多越好！”
林彪势力与江青集团间矛盾重重，然在形势严峻之际，叶群不得不勉力而为，试图取悦江青。
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多在“文革”伊始遭受江青一派残酷打压，而他们中的部分人日后得以林彪庇护。以邱会作为例，他曾被红卫兵打断肋骨，在绝望之际向林彪寻求援助。林彪出手相救，邱会作由此对林彪充满感激之情。
林彪对江青抱有极深的反感。他曾多次情绪激动地要求叶群将江青驱逐出办公室；甚至有一次，他威胁要“将她毙掉！”林彪曾公开表示，“政变的趋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非枪杆子的方向发展”；他指责“笔杆子托派集团”肆意篡改、扭曲马列主义，为其私利服务。林彪与一众同僚曾提出“除三蛇”的策略，将江青称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而王洪文当时尚未调入中央。林彪意图铲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奸佞”，推行“新政”，其首要举措即为中止文革，致力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安康。
林彪在其笔记中明确指出：“身处领导之位者，理应先行一步，绝不可让下属争先恐后”，“倡导者居首，辅佐者协同前进，切莫让下属引发纷争或分歧”。“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他强调，“主席，作为最庞大的‘群众’代表，其一人之力胜过亿万民众，因此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便等同于关照整个群众群体，这是无可比拟的最高支持率”。“党性，即忠诚于命令的品质。”“坚守左倾高姿态，永不犯错，便能赢得‘拥护××’的美誉——盲目附和、一致响应。”“切勿只空谈真理，而忽略迎合他人的需求。”“即便决议不尽如人意，也应全力支持——这是首要任务，否则便成了固守成规的迂腐之徒。”
林彪曾鲜明地提出“三不主义”，即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提出任何建议、不招致任何非议。与此同时，他亦着重强调“三要”，即积极作出响应、赢得广泛赞誉、传递喜讯。
林彪深谙书籍之道，热衷于思索，对那些陈词滥调的官场文字颇感厌倦。正因如此，他在“文革”时期，独创了诸多新颖词汇，诸如“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以及“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
林彪，以其独树一帜的思想理念、鲜明迥异的个性特征、深不可测的战略谋略以及极尽阿谀的言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恒的谜团，引发了后世无尽的思索。陈伯达曾以诗篇颂扬林彪：“思想之海漫漫，长夜之中见光明。赖此光辉指引，探索之路无止境。”
古往今来，事如长河。
注释：
林豆豆对“九·一三”事件的见解，其核心要义在于：
林彪于服用安眠药沉睡之际，遭叶群与林立果非理绑架。1971年9月12日之夜，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汇报时，明确指出叶群和林立果有意图将首长带离。然而，她在玉泉山所撰写的文件中，却对绑架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对“九·一三”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较为真实的记录。但此后，林立衡的叙述多次发生变动，不断为绑架的说法补充新的细节。绑架说官方版本，最初源于林立衡及其丈夫张清林于1980年3月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诉材料。在“两案”处理后，林立衡与张清林对提交给中纪委的“九·一三”申诉材料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她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完整说法。
9月12日晚，林彪和叶群向李文普等员工宣布计划前往大连，但林立衡却揭露了叶群和林立果企图绑架林彪逃往国外的阴谋。显然，李文普等人理应服从首长的命令，而非听信首长子女的片面之词。林彪家族内部关系复杂，林立衡与叶群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众所周知。考虑到林立衡单独提出的绑架“副统帅”逃逸的严重指控，仅凭她的一面之词，很难使人轻易接受。实际上，对林家情况了解越深的人，越不易轻信她的说法。即便李文普对林立衡的话表示疑虑，当周恩来接到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企图绑架林彪逃亡的情报时，他的起初反应也是怀疑。周恩来甚至询问与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林立衡是不是又在家里挑拨离间？”（根据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北戴河的8341部队在林立衡的紧急通报后得知，叶群与“老虎”计划将林彪转移，并指令部队立即作出反应。面对如此消息，他们难以置信。若林立衡的情报失实，警卫人员若贸然行动，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一旦发生意外，林立衡作为林彪的女儿或许能免受重罚，但其他人可能需为这起重大政治事件承担严重责任。
于是，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无法拦阻林彪外出，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必须将情况上报至北京，而北京的回应亦需灵活处置。周恩来亦需小心翼翼，既要确保飞机不得擅自起飞，又要劝阻叶群避免夜间飞行——毕竟，林彪作为高居其上的“副统帅”。此事关乎中央政治大局，周恩来亦难置身事外，无人能够独立承担此重担。林彪的逃离之举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北戴河的警卫部队还是北京方面，都未曾预料到这位“副统帅”竟然会叛逃海外。从林立衡在12日晚22时30分向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至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行强行登机起飞，时间不过短短两小时。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需要处理的诸多事务包括请示汇报、核实情况、辨别真伪、决定合适的应对措施等。即便处理过程中出现了手忙脚乱、犹豫不决、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以构成明显的失误。
林立衡并未亲自向林彪汇报情况，亦未示意警卫部队向上级汇报至中央，更未寻求权威人士的介入来应对这一重大事件。相反，她将应对这一严峻局面的责任转嫁给了北戴河警卫部队，命令他们阻止林彪登机。这种行为不禁让人感到困惑。有研究者提出，在处理林彪外逃事件的过程中，林立衡始终怀有私心，她“意图将如此重大的事件，局限于北戴河一隅，悄无声息地平息”，试图将林彪与叶群、林立果二人分割开来，她“天真地以为，若8341部队在北戴河对叶群、林立果采取行动而不通知北京，林彪或许就能保全自身”。这一观点颇具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