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蒋介石搞点小动作，结果让国民党军队到处吃败仗，这也算是坊间对国军统帅部指挥失误的一个经典谈资。看似打仗没赢幕，把责任推到“微操”上，不就完事了吗。
别谈政治、经济、民意啥的，光说淮海战役，国军败得究竟是不是因为“微操”太多？从杜聿明这些国军高级将领的回忆里来看，好像咱们一般印象不一样：淮海战役中，国军的败并非因为蒋介石操控得太细，他的指挥其实挺粗糙，干预也没少到哪里去。
咱们就仔细瞧瞧那会儿的场景到底是啥样子。
一、调度方式
关于微操，之前确实存在过。据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提到，从1936年到1948年，侍从室积攒的蒋氏手令多达120箱，平均每年一箱左右。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蒋介石越级指挥的行为可谓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地调侃道：“抗战时期，他经常直接向最前线的师长发号施令，内战时甚至直接对团长下达命令。”他还提到蒋的指挥方式，就是打电话或发电报，结果导致中央负责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事后侍从室主任才通知军令部。
蒋桂派系之间的争斗，历经多年，彼此敌对非常激烈，李氏的话里难免带点偏见。至于抗战时期的情况，暂且不提，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指挥到团长级别的记载很少，即使偶尔提到，也没对整体局势造成太大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严重后果。
试想一下，在解放战争那个时期，大规模作战动则几十万兵力，一个团级的行动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这些传闻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大家之所以喜欢转发，除了情感上的因素，估计大多是不愿意多想，随便找个理由调侃蒋介石罢了。
上世纪50年代末杜聿明获释后，写了本关于淮海战役的回忆录，全面回顾了蒋介石和国军统帅部对这场战役的安排和指挥。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布置太草率、太随意、反应也太慢了。
比如说官邸会报那事。
那会儿蒋介石可是最高指挥官，他每天都得在总统官邸听战场实时汇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和讨论，给出指示，指导战斗的走向。
最高的军事指挥官确实得靠战情会报来把握整体状况，这点挺合理。不过，这种会议上做出的决策不能只针对那些变动得快的战场实际，因为那样怎么跟得上前线的变化呢？只能是在变化不太快、偏战略层面的决策上发挥作用，否则就跟不上实战的节奏了。
杜聿明抱怨说，一线的情况经过团、师层层汇总之后，到军和兵团这一级早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了。不过，蒋介石常常还是会根据这些汇总的战情做出决策。
像黄百韬兵团被困住了，徐州的剿总司令刘峙心急如焚，何应钦也焦急得不得了，纷纷催杜聿明赶快赶去徐州指挥。可偏偏杜聿明被叫到南京去，参加蒋介石每天都要开的官邸会报，而这个会报时间定在下午四点，挺巧吧？这时间设在这点儿，刚好不早不晚，是不是也有道理？
据蒋介石身边的贴身侍从翁元回忆，他的作息安排特别规律，不喜欢熬夜，吃饭也是准时吃，午休必不可少，时间大概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休息一结束，立马就跑到办公室批阅文件。
官邸会报这个安排，主要也是为了照顾蒋的生活习惯特意在这个时间点设立的。
刘峙在徐州那边一夜之间盼着杜聿明赶紧过去救大局，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杜聿明却还得等着蒋介石召开会议，动作缓慢得令人着急。可见，蒋的指挥其实谈不上什么高明的调度，反倒显得拖拖拉拉，笨手笨脚。
淮海战役之前，就有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徐复观批评过蒋的指挥方式：
一些人觉得让总裁直接指挥作战不太合适……毕竟，从前线的团长、师长，将情况逐级报告到总裁这儿，再由总裁发指示，这么一来，经过的时间一长，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下指示就显得不太及时了。而且，习惯了遇到问题就请示，总觉得依赖指挥，责任心也不够主动；出了差错，责任都推到总裁身上。这种风气得调整调整。
可以拿毛主席对淮海战役的指挥来比一比，细细体会一下。
中央军委也开了战役会议，不过淮海战役一打响，指挥点就迅速集中到毛主席等少数几个人手里，强调要搞得精悍、响应快、效率高。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第二点，蒋氏的指挥风格主要偏向于那种粗犷而缓慢的节奏。
在华野包围黄百韬兵团之后，邱清泉兵团接到命令向东展开突围，自1948年11月13日深夜开始，毛主席和前线的将领们就进入了一段与时间赛跑的紧张互动。
11月13日23点，毛主席发电指示刘陈邓、粟陈张（陈士榘、张震），主要是要诱使邱清泉再往东推进，寻找合适时机进行包围歼灭。
几个小时过去，毛主席觉得前面的电报还不够清楚，于是11月14日凌晨4点又发电给粟裕，强调一定要切断邱兵团的退路，把他们全歼。
不知道毛主席天亮以后有没有休息到，到了11月14日中午12点，他又给中野华野发了电，但语气比之前轻快了不少，没有那么执着于一定要歼灭邱清泉，反而是关心前线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如果黄百韬还没打下手，而邱清泉和李弥的两个兵团已经到了，就得考虑援兵的问题。
14日23点，再次给前线发电，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歼灭黄百韬的兵团上，至于能不能打掉邱兵团，已经没必要再多说了。
15日6点，经过一夜的等待，毛主席再次电报，等打掉黄百韬的兵团之后，再来商量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之后的电报没有再频繁传来，华野各部队已经完全巩固了阵地，逐步有序地展开了围攻的攻势。
可以看出，我军指挥部尽量打破时间上的限制，随时进行决策和通信，前线和统帅部不断商议，省去中间环节，没有延迟，因此能迅速修正偏差，一下子吃掉黄百韬的邱李兵团的决策，把重点放在专门对付黄百韬的兵团上。
打仗时，决策就该这么干，快捷又高效，简明扼要的指挥方式，才是应对战场上出错、偏差或突发事态的最佳办法。
和这个一比，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的决策指挥显得又慢又笨，简直稀里糊涂，令人难以置信。
杜聿明提起国军在徐蚌会战时的决策经过，说得真让人开怀。
1948年9月30日，杜聿明在粟裕敲定淮海战役方案的差不多同期（大概在9月24日），提出了反击山东的作战打算，这也算是国军方面开启徐蚌会战的第一个构思了。
10月2日，杜聿明携带作战方案飞到北平，赶赴蒋介石那里会面，双方当晚聊了会，蒋没明确表态。到10月3日，再次见面时，蒋让他去找顾祝同（当时的总长）商量着办，自己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这就算是把责任推给了别人。那会儿蒋介石正忙着辽沈决战，既没心思，也没有能力去琢磨徐州那边的局势。10月4日，杜聿明又飞到南京去找顾祝同谈这个事，顾祝同对蒋那一套也觉得挺无奈，只能又拖了两天，问问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告诉杜聿明，可以按照他的方案办。
在这段不断拉扯的日子里，华野已经开完曲阜会议，敲定了淮海战役的基本策略，统一了思想，战前的准备工作也比国军抢得更早一些了。
杜聿明正打算展开反攻，没想到蒋介石考虑到东北形势愈发严峻，突然把他调到葫芦岛，任命为东北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徐州那边的安排也就此搁置，战线上的部队变得群龙无首，只能静候挨打。
杜聿明愤怒地说：“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的安排，压根没有全面打算……反倒只在个人关系上杞人忧天、你争我夺……”
淮海战役的整体趋势，当然是正义一定会赢、人民一定会胜，但从兵书角度来看，国民党部队要是把握住两个关键机会，也就是杜聿明那次最早提出的反攻山东的方案，以及国防部郭汝瑰制定的退守蚌埠的计划，至少在全局战略上还能占点上风，不至于刚一开战就被黄百韬那条东面的大龙给包围住，招数一环套一环，形势变得越发被动。
要是蒋介石能够坚持专注于干预指挥，不在东跑西跑、心猿意马地盯东北、盯华东的话，就会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徐蚌战场上。这样一来，他很可能及时察觉到前线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策略，避免那些失误继续扩大。
至于对前线的具体操控，实际上并不像坊间传闻的那样直接干涉师一级、团一级的指挥，反倒，蒋向线上的指挥官发出的直接命令大多是针对兵团的。如果越级传达到一线，大部分时候也只是用来打气鼓劲的。
像西线黄维十二兵团十八军的阵地，就曾经收到过空投的蒋介石亲笔信，内容差不多是夸他们战斗英勇，解放军受到了很大打击，伤亡惨重，快要崩溃了。信中还说，只要再坚持一下，最后一定能赢，对官兵们的忠诚和勇敢表示非常欣慰和关心，党国的前途可是靠你们啦。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后来回忆起那封信，直言蒋介石的信没啥用，反而让一线的官兵们更失落。不过，他并没有直指蒋介石干涉前线指挥，因为蒋对战场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哪个部队部署在哪个位置也搞不明白，所以也没办法直接影响到部队的作战行动。
三、蒋介石在前线的人事安排上干涉得最厉害
微操的真正弊端在于对前线人事的随意干预。
我们就绕着这三个人谈谈。
一是刘峙，这位徐州剿总司令算实在不怎么样。自从1947年开始重点发起攻势以后，徐州一直是国军在华东地区最关键的指挥中心，顾祝同、陈诚都曾在那儿指挥作战。虽然顾、陈二人能力也不算顶尖，但至少在国军高级将领里面，还能做些事情，比起刘峙强了不少。
蒋介石之所以没用顾祝同和陈诚，而选了刘峙，估摸着是觉得这人总有点福气，一靠他这个“福将”名头，或许能给国军带点好运。再说了，刘峙性格比较温和，不容易挑起矛盾，倒是挺合适用在剿总司令这个位置上。这一安排，显然是个大失误。
淮海打响时，黄百韬兵团就陷入了绝境，这也反映出徐州剿总的无能。实际上，不用说什么超级名将，哪怕是个普通合格的大将，也不会让黄百韬被留在后方，完全不提前采取措施。
二是杜聿明，这个救火队长总是在东北和华东之间跑来跑去，根本就不合适。东北打得一塌糊涂后，蒋介石把杜聿明调回来了，起初还担心刘峙和杜聿明互相提防，一度打算让刘峙退到蚌埠，让杜聿明独自指挥徐州的战局，其实刘杜俩之间并没有什么芥蒂，蒋介石反倒多此一举，搞得彼此之间多了一层不必要的矛盾。
而且，他还派次子蒋纬国在徐州当装甲团长，这也算是带点监视的意味吧。把军统出身的文强安排在杜聿明指挥部担任副参谋长，也是想添堵。再说，徐州那边军长以上的将领还纷纷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种种操作在大事临头的时候，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这不过是因为蒋喜欢搞派系，靠军权起家，对将领们其实没啥政治信仰，反倒靠老一套的封官许愿、拉帮结派的手段来牵制他们。越到大战时候，他越觉得不安，这样的做法也就更加明显了。
第三个是白崇禧。有说法称，在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请白崇禧到徐州担任剿总司令，统筹指挥华中和华东两个区域的国军作战，那也是放下成见、肝胆相照、团结一心的大局气魄。
这就是蒋一贯的做事风格，表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虽然请白崇禧去徐州担任剿总指挥，但徐州剿总的机构并没有想要撤掉的意思，国防部和陆总那些机构、人员都还在。白崇禧虽然也能带自己的指挥团队过去，但毕竟桂系的人马比中央系少得多，去了之后难免被中央的官员包围得严严实实，自己很难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白觉得一旦去了徐州，可能会失去他在武汉的影响力，于是在南京当面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等到一到武汉，就马上发电通知，表示自己不打算去了。
蒋介石对华中桂系的部队也是提防很严，总是搞一些小动作。桂系的基本军力——第七军，一直被蒋介石派在华东地区作战，趁着追击刘邓大军的机会，才调到华中去。白崇禧那会儿拒绝当空头的国防部长，黄绍竑就劝他，要是当了国防部长，至少能帮桂系保持住那些基本兵力。白崇禧才答应了，后来还出任九江前进指挥部的司令，把桂系的第七军紧紧控制在湖北，算是没被蒋介石“送走”。
华中剿总底下的中央系部队，白崇禧也想把掌控权紧握在自己手里，可偏偏被蒋介石的得意弟子——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给顶了回去。蒋白宋三人之间就像箭在弦上一样，互相角力，关系闹得挺尴尬。于是，等到组建十二兵团的时候，司令官本来该由胡琏顺理成章地担任，却被白崇禧反对。为了让十二兵团尽快向东开进，蒋介石只得妥协，选了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黄维出任司令。
跟解放军那边各大野战军的高层领导基本上都稳当，掌控得挺牢，国民党军这边呢，却是一盘散沙、人员乱成一锅粥，互相掣肘，哪能专心打仗？追根溯源，这一切都得怪蒋介石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