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晓农随父亲陈伯达踏入中南海，直至1966年的岁末，陈氏家族才迁出那道深红宫墙，在这座宏伟的庭院中度过了整整十五年的岁月。
初踏足中南海的陈家，便安置于勤政殿内的两间宽敞之室。勤政殿与毛泽东所居的丰泽园毗邻，该殿乃一栋融合了西式风格的建筑。追溯至民国初期，袁世凯曾在此办公。
坐落在勤政殿与丰泽园之南的方位，不远便可见到那赫赫有名的瀛台。瀛台四周环绕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其北侧架设着一座桥梁，通向湖岸。岛上分布着几座殿堂，屋顶尖端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门柱涂以鲜艳的红漆，因清末时期曾关押光绪皇帝而成为了众多文艺作品描绘的焦点。陈晓农幼年时，曾多次跟随长辈游览瀛台，如今在他记忆中，那里显得异常宁静，静得仿佛连乌鸦的叫声都未曾响起。
陈伯达并未在勤政殿久留，便搬迁至中海岸边一处由四合院组合而成的连体住所，居于最北端的院落，该处通常被称作“迎春堂”。传闻，这栋建筑在清代曾是宫廷太监们的居所。陈伯达入住时，院落尚存旧日的颓败之态，门柱上的漆面已斑驳脱落，屋顶之上长满了青苔，然而屋内却已配备了暖气与卫生间。
随着中南海的分区管理，南北方向被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域，并在各分界线的路口设置了岗哨。陈伯达一家的住所恰好位于中南海的乙区。乙区居民可自由出入丙区，但若想前往甲区，则需严格遵守规定。这让年轻的陈晓农深感惋惜，因为从此他再也无法随意前往南海的瀛台等地游玩。
甲区居住着中央的众多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同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卫士长李银桥，亦同住于此。而时任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汪东兴，则居于中南海东岸的西苑门内，一个隶属于乙区的独立区域——“东八所”。
乙区的长居居民包括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知名人士，而之后，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亦相继迁居于此。
丙区居民以国务院系统的高级领导为主，其中包括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众多杰出人物。
中南海深处，一条柏油铺就的马路沿湖西畔蜿蜒，南北贯通。在这条路南端，通往毛主席居住地的路口处，设有甲乙两区间的关键岗哨。日间，岗亭栏杆常闭，严格限制车辆通行。而当夜幕降临，岗哨敞开大门，允许车辆通行。这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惯于夜间办公，白日则安寝休息。
每至周末，甲区内设有两处热门去处，乙区的居民得以自由出入。其中一地为名为“春藕斋”的餐馆，另一则是颇受欢迎的“西楼餐厅”。
春藕斋坐落在颐年堂畔，是周末欢聚舞会的热门场所，亦偶尔上演光影盛宴。陈晓农回忆起自己曾造访此地五次六回，其中一次是观赏成年人的翩翩舞姿，其余几次则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
西楼餐厅坐落于中南海西大门的南侧，昔日曾是一家特设的灶台食堂。餐厅空间宽敞，光线充足，地面铺设着天然的木地板，而东西两侧的入口则由警卫严密守护。
西楼餐厅偶尔也会举办电影放映活动，需购票入场。票价方面，普通电影每张仅需两角，而上下集连映的电影则需三角，与当时市面上的电影院票价相仿。放映的影片以国产电影为主，亦涵盖苏联及友好国家的作品，偶尔亦会播放来自香港的影片。
中南海内，警卫战士的身影尤为常见，然而他们却无法融入居民的娱乐生活，因此西楼餐厅的电影放映，观众数量并不众多。定期观影的人群，包括大人与孩童，总计不过百余人。在领导人中，李富春与蔡畅夫妇、杨尚昆与李伯钊夫妇是常客。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等偶尔也会光顾，他们观看的多为国产新片，这些影片属于“审查片”范畴。而其他领导人则鲜少踏足电影院。
在经济困境的严峻时期，中南海的居民与北京市的广大民众共同承受了食品短缺的艰辛。在粮食供应依赖粮票的时代，无论是红墙之内还是之外，人们的饮食状况并无二致。
在位于中南海东门外北长街的一处院落中，设有一个被称作“供应站”的机构。这里，中南海内的特灶食堂与小灶食堂，以及那些独立设灶为领导人烹饪的厨师，均会在此购置所需食材。此外，那些市面上难以寻觅的知名烟草与美酒，亦可在该处购得，然而其购买量受到严格限制，需依照特供证所规定的定量进行供应。
陈晓农与刘叔宴。（继母）谈及此事，一位同学便提及，其父在参与中央会议或是外出公干时，用餐无需兑换粮票，因此他们家的粮票颇为充裕。然而，陈晓农却表示自家粮票颇为紧张，这让同学们都感到难以置信。
刘叔眉头紧锁，感慨道：“怎么会有这种情形？绝不可能！你父亲参加任何会议，都是需要粮票的。”
陈晓农反问：“难道不能选择不交吗？你们偏要这么做？”
刘叔回忆道：“不久前，你父亲前往庐山参加中央会议，连会议通知上都明确要求携带粮票。我们每次参会，无不严格遵守规定，从未有过例外。而我们家的粮票，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陈晓农问：“爸爸粮食定量多少？”
刘叔在宴会上解释道：“机关规定我们先行提出具体的数量，你父亲申报的是21斤，因此便按照21斤来定。而我上报的数字比父亲多了3斤，所以最终定为24斤。”
还有一事，陈晓农至今仍铭记于心。那是在他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生涯中，某个周末归家，与家人围坐餐桌共进晚餐之际，他提及了一位同学的往事：“我曾从同学那里听闻，他初中就读于八一学校——”军队干部子弟校求学岁月。他曾言，那段最艰辛的时光，即便在八一学校，粮食也常告急。学校便设法购得了一批无需粮票的高级点心，用以分食于同窗们。然有一部分同学却不愿享用，竟将点心随手丢弃。
“切莫再言语！”陈伯达骤然怒吼一声。
“且慢如此，不妨倾听一下孩子们的述说，从中或许能洞察一二。”刘叔平静地开口说道。
陈伯达将空碗重重地置于桌面，随即起身，步入书房。
“爸怎么了？”陈晓农不解。
刘叔宴叹道：“唉，近两年来，国家经济面临困境，粮食供应紧张，竟还有人如此挥霍粮食！你父亲对此深感愤慨。如今，他甚至不愿食用按规定供应的鸡蛋，因为他深知国家正将鸡蛋出口，用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不久前，办公厅负责伙食的人员还曾劝说过你父亲。”
在五六十年代，中南海中高层领导的饮食状况各有差异。负责安排领导饮食的机构为西楼餐厅，亦被称为特灶食堂。日日直接光顾西楼餐厅进餐的领导，包括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人；而仅有陈伯达一家选择在此取餐后带回家自行烹饪。
陈晓农随李景如。（陈伯达的公务员）在西楼餐厅取餐途中，我坐在大厅中央的桌边等待，这时一位管理员走过来与他们闲谈。他评论道：“你们家的菜肴制作简便，很快就能上桌。家里应该有五六个成员吧？每月的伙食费大约在八九十元，最多不超过一百零几元，这在附近算是很便宜的。林伯渠老先生和老夫人每月的花销就要超过八十元。不过，他们两位收入较高，年纪也大了，身边又没有子女照顾，吃得好些也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他人的饮食状况，陈晓农并无确切听闻。然而，他深知刘少奇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刘少奇除了三个成年子女已各自成家立业，其余五个子女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均与刘少奇及王光美一同在西楼餐厅用餐。陈晓农提及，他最为熟悉的便是丁丁。(刘允真)此情形下，可见一斑。
丁丁与陈晓农同年出生，1953年，他们在北京育英小学成为了同窗之谊。育英小学，作为一所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其校舍与设施在北京市内堪称一流，学生的食宿及衣物皆由学校全面负责。然而，学校的地理位置略显偏僻，坐落于北京西郊的万寿路附近。尽管孩子们都是寄宿制，但此地却缺乏公共交通，每周六日，孩子们需依靠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来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1957年夏日，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了干部子弟学校的体制，自此，学生费用全数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承担。这其中包括了学杂费，以及每月三十余元的食宿费。然而，刘少奇家中子女众多，若皆选择住校，经济负担将不堪重负。为了削减开支，刘家决定让丁丁转学至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师大附小，改为走读，这样一来，至少可以省去住宿费用。
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而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李富春与蔡畅夫妇亦面临着粮票短缺的困境。彼时，他们年迈的父母与外孙安德列同住。安德列的小名带有俄国风味，这源于他的父亲是苏联人。
曾经，不知何故，安德列习惯于独自前往西楼餐厅享用餐点。那日，陈晓农与李玉元(陈伯达的公务员)前往食堂途中，偶遇一名厨师正在斥责安德列。二人见此情景，便挪步至东墙边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不久，安德列离开了。李玉元随后询问厨师：“发生了何事？”厨师回应道：“安德列已经连续几天未出示粮票用餐，这怎么可以？我正在对他进行政治教育，敦促他尽快补缴粮票。”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切勿随意串门！”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多在家中处理公务，孩子们的探访或许会打扰到他们的工作。尽管中南海并非每三步就设一岗，每五步就设一哨，但岗哨的数量亦颇为可观。不仅在甲乙丙三区分界路口设有岗哨，就连重要领导人的住宅门前也增设了岗哨。这一切都让小朋友们心生畏惧，自然而然地缩小了他们的活动区域。
在中南海的院落深处，领导人私下走访的情况并不常见。然而，那些曾踏入陈伯达府邸的领导，陈晓农都能清晰回忆。他记得朱德曾来访一次，那是在陈伯达迁至迎春堂之初。彭德怀夫妇共来访过三次。陈毅在中南海安家之初，曾单独造访一次，后来又与周恩来总理一同来访。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独自来访过一次。胡乔木和陆定一各来访过两次。彭真来访的次数相对较多，陈伯达也曾拜访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宅，并带陈晓农一同前往。康生来访过三次，而陈伯达也回访过康家。陶铸在来京开会期间，来访过两三次。李雪峰夫妇来访过一次。周扬来访过两三次。王震来访过一次。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带领福建干部共十几人来访陈伯达，福建惠安人。此外，陈伯达曾携陈晓农一同拜访过张鼎丞的住所。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与陈伯达来往频繁,后来就逐渐减少了。陈晓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3月5日，那天晚上天黑不久,田家英来了，一脸的愁容,坐下后耷拉着脑袋对陈伯达说:“斯大林同志已经离世，电台刚刚播报了这一消息。”言毕，他泪水横飞，呜咽不止。陈伯达则紧锁双眉，面容凝重，沉默不语。
稍后，陈伯达询问：“主席是否已得知此事？”
田家英轻轻摇头，说道：“尚且不知情，尚未告知于他。”
陈伯达提议道：“那么，我们就一同前往他处吧。”言罢，他起身，与田并肩走出家门。
陈晓农曾在怀仁堂观看陈伯达看戏之际，远远地目睹了毛主席两次身影。而真正与之面对面相遇，则是在1960年4月30日于天津的那一天。
那一年，陈伯达莅临天津开展工业调研工作。正值“五一”假期，他特意将家人从故乡接到天津，共度佳节。4月30日的午后，刘叔在家中设宴款待。（继母）携陈晓农及其两位妹妹抵达天津，当晚，我们全家齐聚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共度欢乐时光。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其宏伟壮观，昔为外国人士及富豪雅集之所，解放之后，转型为服务于干部们的娱乐俱乐部。陈晓农提及，即便是在繁华的京城，他也未曾目睹如此设施齐全、豪华典雅的综合性娱乐圣地。
他们首先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该游泳池明亮宽敞，其面积甚至超过了中南海内的室内游泳池，装饰亦更为精致。彼时，偌大的泳池中仅见杨尚昆一人悠然自得地游泳，其神情显得格外惬意。正当他们观察之际，有人告知，毛主席此刻亦身处干部俱乐部，杨尚昆正是陪同毛主席一同前来的。
随后，他们抵达地球。（保龄球）在这间宽敞的室内，孩子们短暂地沉浸在地球的奇幻世界中。刘叔的心情愉悦，他笑容满面地对三个孩子说：“今天，我要让你们这些小乡巴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他们在地球体验馆中流连忘返，畅快淋漓地体验过后，便来到了一个别致的小型演出厅。此时，毛主席正坐在厅中央的一张长沙发上，饶有兴致地观赏着折子戏。一个年仅十岁的小演员扮演着孙悟空，身姿矫健，腾挪跳跃，令人目不暇接。毛主席看得喜不自胜。戏幕落下，他笑容满面地询问起小演员的年龄和身世。
此刻，陈伯达转身向三个孩子提议：“我来带你们去见一见毛主席，如何？”孩子们激动地频频点头。趁着小演员尚未退场，陈伯达迈步走到毛泽东的背后，轻声说道：“主席，这些孩子们都十分希望能见到您。”话音未落，毛主席便立刻起身。陈晓农与他的两个妹妹立刻上前，逐一向毛主席伸出了手。握手之际，他们均用双手紧握毛主席的双手，然而彼此并未开口交谈，现场气氛显得格外庄重。事后，刘叔宴对孩子们说：“你们在见毛主席的时候，确实有些紧张了，连问候一句‘毛主席好’都没有。”
数载之后，陈晓农得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起毛泽东接见访客的情景：他素有卧床处理公务的习惯。李银桥曾亲眼目睹，每当国家、政府及军队的领导人前来请示或汇报工作，毛泽东往往依旧安坐，埋头批阅文件。有时，他只是聆听几句汇报，便以手势示意：“坐吧，请坐下来谈。”若毛泽东身处沙发上，即便党内同志来访，他亦很少起身，仅以手势邀请对方落座，坐下后便直截了当地讨论事宜，言辞间鲜有闲谈。
显而易见，当毛主席亲切接见陈晓农兄妹之际，他起身离座，这一行为实属破格。尽管毛主席身处公众视野之中，然而那不过是一场轻松愉快的聚会，无需过分拘泥于礼节。再者，那三位孩子不过是他下属的儿女罢了。
继而，陈晓农心生遐想：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郑重地自沙发起身，亲自接见他们三兄妹，或许是因为毛主席早已洞悉了其兄长陈小达不幸丧生的真相。而当时，这一信息尚未透露给陈伯达本人。
自1955年起，中央警卫局正式确立了中南海门卫的礼仪规范，要求对出入大门的领导人必须执行军礼。因此，每当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驶入或离开中南海，大门口的值班军官便会一眼认出，随即高声呼喊：“敬礼！”紧接着，门柱两侧的卫士迅速挺身，肃立行礼。
然而，陈伯达在闲暇时分，常独自徒步穿过西门，乘坐14路公交车前往琉璃厂的老书店搜寻书籍。据陈晓农所述，他本人曾两次陪同陈伯达一同步行出西门。当两人站在门口内侧，那位早已熟识陈伯达的值勤军官，在陈伯达走近时，突然高声呼喊：“敬礼！”随即，卫兵们纷纷举手行礼。陈伯达也急忙边走边举起右手以示回礼。这一过分庄重的仪式，让年轻的陈晓农感到极不自在，几乎想要立刻跨出大门。幸运的是，当时府右街上的行人稀少，并未引来众人围观。
传闻中，警卫部门曾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状况，并指出若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察觉到其中的规律，凭借是否行礼来辨识出入者的身份，进而追踪步行离去的领导人，将大大增加安全风险。鉴于此，取消对步行者行礼的做法便成了必然之举。
陈伯达于步履中南海西门时，受到了应有的尊敬，然而，在他踏入北门之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在一个阳光斜照的午后，陈晓农与陈伯达漫步北门而出，径直前往北海大桥东侧的团城参观工艺美术展览。数小时后，两人依旧步行返回。夜幕初降，守门的卫兵已更换了班次。陈伯达往常鲜少步行进出此门，因此卫兵对他并不熟悉，按照规定，对他出入证件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出入证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自签发，自无任何疑虑。然而，证上所列“陈伯达”之名，却让守卫显得陌生异常，加之证上的职务一栏竟是空白。在当时，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鲜少步出宫门，卫兵们未曾亲历过查验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别提遇见过职务栏空白的出入证了。
守卫疑惑地询问：“为何这一栏未填写职务信息？”
陈伯达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发来的就是这样，我亦不知其所以然。”
卫兵道：“你去警卫室。”
陈伯达带着陈晓农一起步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他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 军官走出来,连声说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原本这不过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意外地在中南海传为佳话。到了1990年，陈晓农的妻子张兰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时，该所办公室的副主任邹本浩曾在胡乔木身边任职。在一次闲谈中，他们提及此事，仍不禁相视而笑。原来，当年人们听闻陈伯达不拘小节，身着布衣旧衫，竟被守卫误认为是流浪老人，被拦在门外仔细盘查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