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不是已有妻子了吗？怎会再次成为他人为婚的对象？

在各类场合，众多人士询问徐景贤此事的真相，他却始终闭口不言。

鉴于此，1976年10月，中央政府派遣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同志前往上海主持相关事务。彼时，徐景贤尚未失去人身自由，遂将事件的始末向这三位政治局委员做了详尽汇报。

三人聆听完徐的汇报后，对徐叮嘱道：“此事便到此为止，切勿再将涉及的具体人物对外透露。人命攸关，若此类事件处理不当，恐将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徐景贤深知此事理当审慎对待，尤其是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因而始终将此事深埋心底，未敢轻易提及。

徐景贤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徐景贤仍被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之中。他注意到一本关于张春桥的传记，该书中在叙述此事时，充斥着未经证实的传闻与毫无根据的虚构，甚至将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情节生硬地嫁接到张春桥的身上……

徐景贤指出，这实乃一种极不严肃的写作态度。

1995年，徐景贤服刑期满，重获自由。他深觉不应将所知悉的种种深埋心底，于是下定决心，揭开事件的真相与全貌——

一、张春桥妻子历史问题成其心病。

张春桥固然早已有了一位妻子，二人间的夫妻情深，关系和睦。

文静，原名李淑芳，系张春桥的贤内助，她于1916年3月降临人世，年长张春桥一岁。

李淑芳，一位地道的天津人，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著称。她的父亲曾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后来又晋升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在天津求学期间，李淑芳便投身于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行列。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她踏上了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征程，并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开始了她的学习生涯。次年，她被分配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了一名宣传干事。

李淑芳的身高约为一米六十，略逊于张春桥几分。她的肤色黝黑，头顶着一头整齐的齐耳短发，平日里总是佩戴着一副浅黄色的玳瑁框眼镜，保持着学生般的装扮。

李淑芳热衷于笔耕不辍，她那挥洒自如、颇具阳刚之美的字迹，常为《晋察冀日报》增色添彩，笔名“李岩”与“李若文”是她所取。与此同时，张春桥亦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职，二人志趣相投，自相识后便迅速陷入热恋。那时，张春桥正值二十六岁芳华，李淑芳则是二十七岁风华正茂。

张春桥

1943年12月，正值张春桥与李淑芳的爱情如火如荼之际，日本侵略军却对晋察冀地区展开了残酷的大扫荡。在这紧急关头，张春桥与分局宣传部的同仁们，一同潜入河北平山、阜平附近的幽谷之中。而彼时已被任命为平山县郭苏区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不经意间，于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被突然闯入村庄的日军俘获。

李淑芳被押送至石家庄，随即被监禁于日本宪兵司令部。未过多时，她选择了向日本侵略军投案自首。日军遂将其纳入宣传班，进行专项训练，旨在让她对八路军施展心理战术。

李淑芳选择加入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所属番号为甲一四一七部队。在那里，她不仅负责撰写反共宣传材料，还担任日军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并参与各类宣传演出。她创作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及节目，大肆宣扬“中日亲善”的口号。

不久之后，伴随着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接连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驻守石家庄的日军节节败退，纷纷弃城而逃，将李淑芳等人抛弃在后方。

此刻，在阜平县担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已失联逾一年的李淑芳重逢。张春桥便安排李淑芳进入报社担任编辑职务。自此，李淑芳正式更名为“文静”，并对组织隐瞒了其变节的历史。

在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之际，张春桥与文静携手于张家口，共结连理。

这段历史很快便被党组织所掌握。随后的审干、肃反等多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背景问题屡遭审查，导致她的仕途前景变得黯淡无光。

然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持续攀升。自随军进驻上海起，他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以及《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此后，他又成为上海市委文艺部、宣传部部长，跻身市委常委，并担任市委候补书记。在“文革”前夕，张春桥更是晋升为市委书记处书记。

自解放以来，文静始终未能施展抱负，政治生涯中屡遭冷遇，一度被边缘化。她被分配至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办公厅，主要负责进行调研工作以及编纂简报。

六十年代初，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任命文静担任上海分社副社长一职。然而，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了解到文静过往的历史，认为这一任命需谨慎考量。加之文静身为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对此事难以作出明确表态，于是将任命报告转递至市委。不料，市委最终未予批准。

长久以来，张春桥一直心系那份静默的政治历史课题，使其成为他心头的一块难以消融的“痛处”。

二、“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添乱。

随着“文革”浪潮的席卷而来，张春桥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上海市“革委会”的主任。而文静自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上海的“第一夫人”。

在上海市革委会中，文静虽无任何领导职位，却频繁参加领导层的会议，积极发表见解。她同样接收到向市级领导发送的文件，且其一份也在其中。即便市委书记、资深老干部马天水复出主持工作，亦不时需向文静咨询并商讨事宜。

文静开始对他人颐指气使，气势逼人。某日夜晚，她径直拨通保密电话，怒斥徐景贤：“竟敢做出连前任市委书记都未曾敢为的事情！”

徐景贤为何受到关注？原来是他同意秘书小张在康平路市委大院为家属孩子们播放了一部名为《海鹰》的故事片。当时张春桥身在京城，徐景贤便决定在市委大院举办电影放映活动，却未事先征询作为“第一夫人”的意见。

不料，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了一股“炮轰张春桥”的风暴。在这股浪潮中，大量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赫然出现了“张春桥的恶妻文静实为叛徒”的口号。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当时市委组织部的别称——的几位负责人对文静（李淑芳）产生了疑虑，遂私下从干部档案柜中秘密查阅了她的历史档案。

遭受这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张春桥震惊之余，怒不可遏，遂下令撤销了组织组数位负责人的职务，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重组。与此同时，他派遣徐景贤带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外滩市的“革委会”组织组档案库，现场提取了文静等人的档案资料，将其仔细打包并贴上封条，随后带回康平路市委。他将这些档案交给了当时负责日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并要求其将档案妥善保管在办公室的保险箱中。

然而，随着“抓叛徒”运动的推进，文静的政治背景问题逐渐被揭露出来。

某日，《解放日报》社向徐景贤呈递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一名老干部不经意间对他人的评论，不慎传播了有关文静的历史争议。徐景贤遂将报告亲手递交给张春桥审阅。张春桥阅后怒不可遏，愤愤地说道：“此人行径恶劣！”

张春桥妻子文静交代

又有一次，外地的派遣人员抵达上海，旨在对一位女干部的过往进行外调审查。据悉，该女干部曾揭露了与李淑芳（文静）一同叛变投敌的往事。来者坚持要求与文静进行面谈，以核实相关情况。

徐景贤深感此事棘手，遂独自前往张春桥的办公室，向他展示了那份外调材料。

张春桥面对这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了一句：“不必再看了！”并指示徐景贤将外调材料退回，坚决不同意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接连不断的事件，终于让张春桥认识到：文静在政治历史上的问题，将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于是，他开始对文静实施限制，禁止她出席市领导层的会议，不再让她负责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事务，并禁止她公开露面。

然而，文静并未安于沉寂，即便表面上看似不再干预，实则暗地里仍旧试图介入，持续施加着影响。然而，此时的王洪文、马天水以及徐景贤对文静的动向已心中有谱，亦对张春桥的立场有所洞察，于是他们便选择了对文静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三、张春桥与文静离婚。

自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首次在公开的大字报与标语中提出，张春桥对此事便显得尤为警觉。每当有机会，他都会竭力与自己与文静之间的联系划清界限。

在上海市展览馆宴会厅，一场由张春桥主持的“革委会”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为彰显民主精神，会议特别开放，允许来自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广泛提名，形成市“革委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某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意图讨好张春桥，却对“文静”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于是在会议上公然提议，由“张春桥之夫人”担任市“革委会”委员的候选人。

张春桥闻言，怒不可遏，语气严厉地指责道：“你这种人的行为何来造反派的资格？我党历来不奉行夫荣妻贵之道！岂能因嫁得人而跻身委员之列？这等行径纯属封建和国民党的旧习，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何其不符！”

一番铿锵有力的话语，将那溜须拍马的造反派代表骂得一头雾水，尴尬至极。

然而，徐景贤深知：张春桥此时的精神状态，预示着他意图与文静分道扬镳。

自1969年“九大”落幕之后，张春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的身影亦逐渐从上海的公共视野中淡出。每当市里于文化广场举办万人集会，文静均未出现在会场之中，而是隐身于后台的化妆室，借由广播喇叭聆听台上发言。徐景贤深知这背后是张春桥的关照与精心安排，因此也未曾邀请她步入会场。

1971年，林彪的覆灭令世人瞩目。张春桥察觉到，林彪在上海的亲信、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已秘密搜集林彪的相关资料。文静的历史问题，自然成为其政敌关注的焦点。在王维国所设的延安中路秘密据点中，发现了有关文静的资料。张春桥深知，若要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攀升，他不得不面对文静这一棘手难题。因此，他下定决心，试图撇清与文静之间的关联。

1972年的金秋时节，张春桥重返上海，暂居于兴国路招待所的五号楼。此次归来，成为了他在“文革”时期最后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正是在此行，他与文静进行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道别，自此各奔前程。

自此，张春桥便长年定居于北京钓鱼台九号楼。而文静亦随之搬离了上海的兴国路招待所，重返康平路市委大院内的家中。

在“文革”那段岁月里，每当张春桥重返上海，他总会选择入住兴国路招待所的五号楼。这栋别墅，昔日乃英商太古洋行大班所建，其前庭是一片幽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设有张春桥的办公室与接待室，二楼则是舒适的套间，外间配备了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而内室则是张春桥夫妇的卧房，内设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并摆放着几把沙发与软椅。至于别墅的三楼，设有两间卧室，专为接待客人而设。1967年初，上海局势动荡不安之际，张春桥与文静曾将徐景贤留宿于此数日。

每当张春桥返抵上海，文静便从康平路市委大院迁往兴国路的招待所暂居。

张春桥素来习惯于夜间办公，无论他工作至何时，文静总会默默守候在旁。每当夜深人静，张春桥需进食宵夜，文静便提前通知厨师准备妥当，待宵夜送达，她亲自陪伴着他享用。张春桥酒量颇佳，文静便为他开启酒瓶，与他对饮几杯。文静亦擅抽香烟，酒量同样不俗，在这两方面，她与张春桥可谓志趣相投。文静与张春桥育有三女一子，家庭团聚时，欢声笑语不断，气氛尤为和谐融洽。

徐景贤

徐景贤曾观察指出，在“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张春桥与文静的婚姻关系可谓情深意浓。然而，张春桥后竟提出与文静解除婚约，此举无疑纯粹是受政治动机驱使。

1973年8月中旬，徐景贤、马天水与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委会”副主任——一同前往北京，出席“十大”预备会议。在会上，听闻毛主席提议张春桥出任“十大”秘书长，三人便预感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将迎来显著提升。果不其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由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此举预示着他将掌握更广泛的权力。然而，随着张春桥在政坛上的飞速晋升，他那不为人知的过往污点也愈发引人注目，显得愈发难以掩饰。

正当此时，一桩令张春桥深感“触动心弦”的事件悄然发生……

四、邓颖超亲临康平路大院，此行对张春桥来说，无疑是一场深刻的警醒。

1973年9月，周总理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同访问了上海。邓颖超大姐亦随周总理同行，共同回到了这片曾经英勇拼搏、充满深厚感情的故土。

邓颖超

邓大姐与人交往，总是热情而细致入微。在周总理驻足上海的期间，她与市委领导一同每日接待来访的外宾。然而，她并未将日间的忙碌局限于接待之中，而是巧妙地利用夜晚的闲暇时光，特意前往康平路的市委大院，亲切地探望上海领导的家人。她逐一拜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和徐景贤的住所，对家属和孩子们关怀备至，展现出了她那独有的亲近与温暖。

邓大姐在结束对徐景贤的告别之后，紧接着便前往家中探望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亲属。

昔日，张春桥的寓所与王少庸的居所仅一墙之隔，相隔仅数步之遥。与此同时，文静亦在家中静候。然而，邓大姐自王少庸的宅邸走出，便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停在门口的轿车，径直驶向茂名南路五十八号的住所。

关于邓颖超抵达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传言迅速扩散，大院内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争相议论。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邓颖超走访了多家住户，其中包括退休干部王少庸的住处，却为何没有访问张春桥的住宅？

众人对此事缄口不言，只有幼小的孩童好奇地不断发问。徐景贤的两位千金紧追着追问：“爸爸，邓妈妈既然去了小红家，又来到我们这里，怎么没去毛弟家？”

徐景贤无奈地答道：“或许邓妈妈已经繁忙得无暇他顾，孩子们就不再继续追问了吧！”

邓颖超莅临的消息，自然也传遍了京城，落入张春桥的耳畔，这无疑给他带来了一次沉重的警示。

自“十大”会议之后，张春桥在中央的权势得以进一步稳固，其权力亦显著上升。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亦将张春桥提拔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四届人大”的选举过程中，邓小平位列副总理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排名第二的张春桥。

办理离婚手续与文静！

数日之后，王洪文亲率贵宾抵沪访问。在为外宾饯别的夜晚，他特地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徐景贤以及王秀珍，共赴康平路，至小礼堂地下贵宾室，展开了一场私密而深入的对话。

从左至右，依次排列的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与王秀珍。

王洪文端坐于中央的沙发上，悠然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紧接着便宣布了张春桥与文静即将分道扬镳的消息。他坦率地开口言道：“我此次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传达一则消息，春桥同志已深思熟虑，决定结束婚姻关系。尽管中央事务繁忙，他终究未能及时行动。近日，他已正式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并得到了批准。至于文静同志，春桥同志会亲自向她说明。”

听闻这一消息，在场的众人无不露出震惊的表情。马天水紧接着轻声自语：“这真的做到这一步有必要吗？”

王秀珍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遗憾，毕竟，她与文静之间的情谊深厚如海，那份紧密的联系让她倍感依依不舍。

徐景贤稍作沉思，继而轻声说道：“我完全尊重春桥同志的个人观点。”

王洪文面露苦涩的微笑，随后开口道：“一切已定局。春桥同志的决策自有其深意，原因各位心中自明，我便不多言。文静曾建议离婚后迁出康平路，另觅新居。我与文元同志经过商议，决定暂不更改住址，让文静继续居住于此，毕竟那处是她与孩子们的安身之地，对孩子们而言，那里更加适宜。此消息不宜对外公布，还需考虑到可能引发的后果。当然，春桥同志若未来上海，也将不再回到康平路的住所，孩子们若想与他见面，可直接前往北京。”

于是，王洪文郑重地向上海市委的三大负责人透露了张春桥与文静分道扬镳的消息。考虑到保密的必要性，此信息并未对外界公布，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1975年，姚文元带着家人迁往了北京，他的妻子金英以及三个孩子也从市委大院搬离。随着王洪文被调往中央，崔根娣及其子女每年都会前往北京探望亲人。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文静却未曾踏入京城一步，唯有子女们在假期时前往北京，拜访张春桥。

五、张春桥提议，马、徐、王三位需物色一位得力的“秘书”。

1976年，张春桥踏入了五十九载的岁月。自1972年最后一次踏上上海的故土，他便未曾再踏足这座城市，那时正值他与文静解除婚姻关系之际。自此，上海对他而言，便化作了一段遥不可及的往昔记忆。

徐景贤、马天水及王秀珍屡次诚挚地邀请张春桥回归上海旧地。在北京的一次造访中，他们再度提起此事，其间的情感真挚而深切，流露于言辞之间。

徐景贤不禁感慨地说：“自1972年您重返上海的这片热土，至今已有数年未见，我衷心期盼着您能莅临上海，小住几日。”

王秀珍问道：“文元、洪文两位同事已赴上海，春桥同志，您预计何时动身前往上海？”

张春桥

张春桥闻言，总是淡然一笑，悠然地回应：“我亦深切期盼能重返故乡，若再不归去，恐对上海的现状无法有深刻的感性体会，我的话语权亦将逐渐减弱。然而，当前这里的事务确实繁重，中央的事务、国务院的公务，以及总政治部的职责，真可谓日理万机，应接不暇。”

1976年2月25日，北京中央举行了关于“批邓”的打招呼会议。随着会议的结束，张春桥同志将马天水、徐景贤及王秀珍三位同仁召集至钓鱼台九号楼的寓所，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流。

在演讲中，张春桥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议题展开论述：首先，他针对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继而对上海市的干部人事安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他提出了上海未来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若干关键问题。

随着交谈即将告一段落，张春桥不经意地提起：“目前我这儿正需要一位秘书，不知道上海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马、徐、王三人不禁感到这问题来得过于突兀，因为他们在心中都清楚，张春桥在京沪两地各委派了一名秘书，两位秘书长长期相伴左右，其中北京的是严秘书，上海的那位则是何秘书。

徐景贤心头暗自思忖，或许张春桥对北京方面的秘书人选并不甚满意，这才萌生了更换人选的意向。而他并未将这一可能性纳入考量范畴。

众所周知，自柯庆施同志——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主政上海，便始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不得配备女秘书的规定。

六十年代初，徐景贤亲聆柯庆施对一名女秘书的严厉斥责。该女秘书曾与一位领导干部有过不正当关系，然而柯庆施并未将指责指向那位男性领导干部，反而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命令：“此女腐蚀力极强，绝不能继续在市委机关担任职务！”自那以后，那名女秘书便被调离了市委。

在如此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张春桥提出需寻觅一名秘书之际，他们的首选无疑是男性秘书，而女性秘书的考虑则未曾出现在他们的思考之中。

马天水轻声咂了咂嘴，斜视徐景贤，低声询问：“老徐，能否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王秀珍，作为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自然怀揣着这样的愿景，意欲将心腹之人安置于张春桥的身边。然而，她内心犹如明镜高悬，透彻地知晓中央领导对秘书的要求之高、条件之严，不仅需具备卓越的文采，更须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可惜她手中缺乏这样的英才，因此只能按捺住内心的冲动，不敢轻举妄动。

徐景贤陷入了沉思之中，一时竟难以寻觅到合适人选。不久前，王洪文被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他向徐景贤提出需一名秘书，并特地提出希望从市委写作组中选拔萧木。

萧木，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曾在《上海铁道报》供职，担任编辑一职，并在《支部生活》杂志中担任编委。他的文采斐然，不仅精通理论文章的撰写，而且在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及小说等多个文学领域都展现出深厚的造诣。

徐景贤心中暗自思量：若萧木这类人物能为张春桥所驱策，无疑是最佳人选。然而，王洪文却执意将他纳入麾下。如今，若要再寻得一位如萧木般的人才，以辅佐张春桥，看来并非易事。

张春桥察觉到他们几人之间互相对望，随即闭口不言，中止了接下来的讲述。

这时，徐景贤提议说：“我计划先行返回，与写作团队中的朱永嘉及其他同仁商议此事，并着手编制一份详细名单，整理成书面报告，恳请您审阅并予以批示。”

张春桥同意，他们便离开。

实际上，那天张春桥的意图仅暴露了冰山一角，马、徐、王三人并未真正洞察其深意。

回到上海不久，徐景贤便立刻与市“革委会”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取得了联系。鉴于二人都是张春桥的“嫡系”成员，他们便严肃认真地商讨起为张春桥物色秘书的事宜。

本委员会汇聚了市委写作组的文学、哲学、经济以及自然辩证法等各个小组，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挑选出了一批符合条件的成员。这些成员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理论素养，而且具备出色的活动能力，能够熟练驾驭笔触。他们普遍年轻力壮，无家庭拖累。然而，名单上无一例外均为男性。经过多轮的反复选拔，我们最终确定了三位候选人，并将他们的名单提交给张春桥同志审阅和裁决。

徐景贤下达指令，要求市委写作组对这三位人士的档案资料进行精心的提炼与摘编，并将其整理成文。他本人亲笔撰写了一封简洁的书信，将整理好的资料附于信中，并通过市委的机要交通系统，径直将信件及资料送达北京。

自信件与摘录的资料递交以来，漫长的等待期间，始终未有任何回音。朱永嘉就此情形曾向徐景贤咨询，徐景贤的回答是，此类事务应由领导层作出决策，我们不宜急于催促。

随后，“批邓”的呼声愈发高涨，张春桥在此期间显得格外忙碌，寻找秘书的事宜亦不得不暂时搁置。

六、张春桥密信：寻求伙伴

1976年5月16日，对邓小平的批判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正是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张春桥秘密地向徐景贤单独发送了一封密函。

此封函系张春桥亲笔所绘，信封正中央醒目地题有“徐景贤同志亲启”字样，其下特意勾勒出两个显著的圆圈。底部署名简洁而清晰，仅以“张春桥”署名，紧接着便是寄出信件的准确日期。封口亦由张春桥亲自封缄，并在背面贴上了“密封”的标记。

徐景贤接过那封信，心中不禁微微一怔。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从未见过张春桥亲自执笔，并在信封上特别标注“亲启”二字的情形。

在往昔时光，张春桥在与徐景贤的书信往来中，往往只在信纸或公文页的边角处留下几行字迹。信封的撰写与封缄，皆由他的秘书代为操持，随后加上机密标识，贴上封条，并正式编号登记，最后交由收件人接收。尽管信件内容极为机密，张春桥对自己的机要秘书却毫无保留。

例如，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张春桥立即向徐景贤发送了一封密信。信中，他明确要求徐景贤必须严格监管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张春桥在处理此类密信时，一贯的做法是亲自将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负责撰写信封并确保其密封。

徐景贤

在徐景贤的回忆中，张春桥亲自提笔，书写下“亲启”二字，实乃闻所未闻之事。由此不难看出，这并非一封普通的书信。

徐景贤对此信之分量，自是洞若观火，即便是身边的机要秘书，对此亦有着深刻且敏锐的认识。

此信件辗转经过三位机要秘书之手：起初，由张春桥在京的严秘予以登记存档，继而被转交至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小何随后将信件转交给徐秘书的助手小张，最终由小张亲自接收。

当这封函件抵达徐景贤的办公桌文件夹时，其余的信件与文件早已被秘书亲手逐一裁剪、拆封并登记编号，而这封独特的信件却依旧保持着完好的状态；封面上，张春桥亲笔勾勒的“亲启”二字格外引人注目，使得无人敢于擅自将其触碰。

徐景贤的目光落在信件上，立即抓起一把剪刀，迅速将其封口剪开。随着封印的脱落，一页纯净无瑕的道林纸显露出来，纸上那熟悉而工整、秀丽的铅笔行书，正是张春桥的手迹。

尊敬的景贤同志，您好！感谢您寄送的材料。我真诚地表示，我所寻觅的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秘书，更是一位能够心灵相通的伴侣。关于我的个人情况，相信您已经有所了解。近年以来，我时常感到忧虑，思考未来时，不禁感叹命运的变幻莫测。但在孤独的时刻，我又会感到寂寞，这让我再次想起了这件事。请问您能否为我推荐合适的人选？期待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安康！

春桥

信纸底部有细字：

阅后销毁，免生烦恼。

徐景贤细细研读这封信，顿时豁然开朗：原来张春桥所渴望的，并非仅仅是一位“秘书”，而是一位能够与之共度时光的知己。

徐景贤阅毕此信，随即决定不对马天水、王秀珍以及朱永嘉透露信中内容。对于自己的信任度得到张春桥的高度肯定，他内心充满了欣慰。

寻觅与张春桥共度时光的伴侣，谈何容易。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信中，张春桥并未对这位“伴侣”提出任何具体条件，他仅仅流露出了期待能与某人“畅谈”的愿望。

徐景贤：这一条就很难了！

张春桥

张春桥向来享有“博学之士”的美誉，他的言辞之中，无论是国际局势的变幻、国内政治的动态，抑或是文坛的趣闻、人事的变迁，无不涉猎。真可谓古今中外，天地之间，无所不谈。

现今，若欲寻求一位能够频繁进行“对话”的“伴侣”，则这位女性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拥有深厚的知识底蕴，且能迅速作出灵活的反应。

徐景贤进一步阐释道：除此之外，还须掌握驾驭文字的技艺。至于那位女性的外貌，诸如年龄、容颜是否出众，实非核心要素。关键在于她的内在品质与教养，外观只要尚可便足矣。只要她略胜于那位日渐老去的文静女子，徐景贤坚信张春桥必定会予以赞同。

何况，徐景贤心知肚明，张春桥对叶群安排林立果挑选“妃嫔”的行为极端厌恶。因此，他绝不可能像某些作家所虚构的那样，派遣人员前往上海医学院寻觅人选，假借为中央领导寻找贴身护士之由，“要求挑选年轻貌美者，意图从中挑选几位，作为张春桥的配偶。”

徐景贤以独到的眼光开启了寻访之旅：他渴望寻觅的理想人选，应是年约四十的未婚女性，她们需具备充实的工作经历，曾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众多领域有所贡献。若这位女士与张春桥有过深入的交往与了解，且张春桥亦曾与她有过面谈，那无疑是最佳人选。

方针一旦确立，徐景贤便立即投入到了周密细致的侦察工作中。他充分认识到这项涉及张春桥前途和命运的机密任务的重要性，因此在行动上格外小心谨慎，亲自掌控全局，绝不让他人插手。即便是他的亲信秘书小张，也被他巧妙地隐瞒了真实情况。

徐景贤投入了数周的时间，历经重重波折，最终却深感失望：那些符合选拔标准的“人选”，无一例外都已成立家庭；而部分单身女性，在思想政治素养及文化修养方面，尚不能达到预定要求。

七、找到了理想的女士

在徐景贤绞尽脑汁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让他得以“锁定”了一位理想的猎物。

某日，徐景贤受邀出席上海文教系统一机关举办的会议，并聆听专题调研组所作的工作报告。在会上，一位年约四十的女士的发言，成功吸引了他的关注。

该女士发言条理清晰，言辞流畅，思维敏捷，具备独到见解，且与某些女性那般喧哗张扬的风格迥异。

徐景贤有意插话，向她发问数个问题，她均能应答自如，并能够列举出若干具体事例以资佐证。这充分表明，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她对基层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其工作作风之深入与细致，可见一斑。

徐景贤尤为赞赏的是，该女士在发言中勇于对徐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并且能以温婉且直截了当的方式阐明她持不同意见的具体原因。

徐景贤认为这实为一种尤为珍贵的品质。鉴于社会上充斥着阿谀奉承之辈，日常与工作中，人们往往对领导意见唯唯诺诺，甚至用沉默来掩饰内心的异议，而敢于直面提出不同看法的，可谓是寥寥无几。

散会之际，徐景贤以闲谈之姿，向主持会议的女士——她不仅是会议的引导者，更是本机构的负责人——探询她的相关信息。

主持人致辞道：“S女士，身为一位党员，她曾长期在机关部门服务，并在一家知名刊物担任编辑，展现了卓越的文字驾驭能力。近期，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并撰写了详尽的书面报告提交给市领导。这份报告引起了领导的关注，经批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引发了热烈的公众讨论。”

徐景贤听闻此事后，心中暗自欢喜。正是他审阅了这份书面汇报，对其质量予以认可，并对提出的问题深感其深度，因此特地呈送张春桥审阅。在张春桥批示同意后，这份汇报得以公开发表。当时，徐景贤仅知晓这系某部门下级提交的专题简报，却未曾料及这竟出自S女士之手。

主持人敏锐地察觉到徐景贤对S女士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补充道：“她对工作表现出极高的敬业精神，每次深入一线进行调研时，都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其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至今未婚，无家庭拖累。她曾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由于无法生育，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离。然而，这也让她将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了事业上。”

徐景贤聆听完毕，心中不禁涌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之感。然而，美中略有不足的是，S女士的容貌略显平凡。但徐景贤坚信，S女士卓越的内在素质足以弥补其外貌上的些许欠缺。

徐景贤果断作出决定后，表面上不动声色，随即请会议主持人将S女士召至一旁，进行了一次单独的交流，旨在探讨如何推进深入调查研究的具体事宜。鉴于这是一次工作性质的会面，S女士显得格外自在，她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并流露出了工作中的种种心路历程。

在深入进行的面对面交流中，徐景贤对S女士的思辨能力、个性特点、职业风格、兴趣喜好，乃至个人经历和家庭状况，均有了更为详尽的认知。

交谈落幕，S女士对徐景贤的真实意图浑然不觉。徐景贤心中所想，唯有在获得张春桥的首肯之后，方可正式向S女士征询意见。

此后数月，鉴于毛泽东病情严重，中央政治局首次向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发出了关于“毛主席病情危重”的绝密电文。紧接着，唐山地区遭受了强烈地震，中央领导层忙于应对一系列突发紧急事件，张春桥分身乏术。进入九月，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为毛泽东举办丧事的工作中。尽管徐景贤曾赴北京，却始终未能与张春桥进行一场深入而详尽的交流。因此，为张春桥寻觅伴侣的计划便暂时搁置。

八、徐景贤汇报张春桥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接到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来电，指示他率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数位专家与教授，乘坐专机即刻前往北京，以便参与卫生部举办的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专题研讨会。

徐景贤终于迎来了向张春桥详陈一切的时刻。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通宵会议即将落下帷幕之际，他拨通了张春桥的电话。

张春桥特地邀请徐景贤于下午前往钓鱼台，并已派专车等候接送。午后的二点钟，张的驾驶员驾驶一辆豪华的大红旗轿车抵达人民大会堂，随后将徐景贤安全送达钓鱼台的九号楼。

位于九号楼的张春桥住所，其楼下设有宽敞的大客厅以及工作人员的居住空间。二楼的外侧房间是他的办公室，亦用作小型的接待室，而内侧则是他的私人卧室。整个住所的布置简约而质朴。在办公室兼会客室中，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小巧的圆形桌子，周围环绕着四张舒适的软椅。面对窗户的位置，则摆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散落着几份文件夹。

徐景贤趁机步入卫生间，目光随即扫过卧室。室内家具寥寥，仅有一张寻常的双人床和两把小沙发。床铺上既不见舒适的席梦思床垫，亦无华丽的丝绸被褥，从中不难看出主人的简朴生活态度。

张春桥

张春桥指示徐景贤于小会客室靠窗的一隅，安坐于柔软的座椅之上，而他本人则择其左侧而坐，面朝房门。随行服务员适时端上了香茗，徐景贤悠然品茗。张春桥点起一支香烟，侧目凝视徐景贤，谈话便在这样的氛围中轻松展开。

徐景贤有几件关键议题亟需与张春桥深入探讨，因此有意将关于为张寻找伴侣的事宜置于末尾。在交谈过程中，亦不时穿插了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轻松话题。

徐景贤关切地询问张春桥：“您最近身体可好？在电视上看到您守护毛主席灵柩时，多次轻抚胸口，是不是感到胸口不适，是否已经做过心脏检查？”

张春桥轻笑一声，言道：“起初，我并未察觉，待电视播放出来，我才得以目睹。或许，那几日我确实太过疲惫。”

徐景贤提醒道：“务必关注您的身体状况。目前是否有适当的机会外出锻炼呢？”

张春桥言：“日复一日，除了审阅文件与批改文件之外，我仅于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外出片刻。然而，近期我已养成习惯，每日清晨于钓鱼台院落中漫步约一小时，绕行数圈，持之以恒地进行散步锻炼。”

“文元同志迁出之后，可与之交谈者便寥寥无几……”徐景贤深知姚文元与张春桥关系密切，然而自姚文元的妻子及子女自上海迁至北京后，姚文元已搬离钓鱼台，全家搬迁至西单附近，昔日薄一波所居的四合院。自此，钓鱼台内寻求张春桥之人亦日渐稀少。

清晨，当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轻声道声‘谢谢’；午时，同样以‘谢谢’回应；至于夜晚，依旧是这一声‘谢谢’。如此一来，一天的三餐，六字便成了我的全部话语。来访的人寥寥无几，真可谓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此处，不禁长叹一声，那声音中既有叹息的意味，又不乏自嘲的成分。

徐景贤听到这里，深感张春桥的寂寞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这种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密信里写：“现今，整日里竟无人与之交谈……”

闲谈至此，徐景贤觉得时机成熟，便直接切入正题：“春桥同志，关于您上次来信中托我办理的事宜，我已经尽力而为，然而心中始终感到不安，今日特地前来，希望能够向您详细汇报进展情况……”

张春桥立刻捕捉到徐景贤所提及的正是“寻觅同路人”的话题，微微点头，随即便沉默不语。他并未正视徐景贤，那双藏于镜片后的眼眸轻轻垂下眼帘。然而，从他的神态中，不难察觉他正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倾听着。

徐景贤对为张春桥寻觅伴侣的过程进行了简要概述，随后便详细阐述了S女士的相关背景。

在徐景贤提及S女士撰写的调查研究专题报告，该报告经张春桥批示并在报纸上公之于众之际，张春桥好奇地抬头询问道：“真的吗？”

徐景贤坦诚地向S女士详述了她的政治造诣与文化修养，同时亦直言不讳地提及她平凡的外貌，以及她过往离婚的原因。最终，徐景贤表示，他并未将全部细节透露于S女士，而是计划先征询张春桥的看法。若张春桥认为可行，他再考虑与S女士接触，当然这一切还需取决于S女士本人的意愿。

张春桥自始至终聆听了徐景贤的详述，稍作沉默，深深地吐了一口烟雾，随后徐徐开口：“今日之事暂且搁置，我需深思熟虑，待稍后自会告知。”

徐景贤回应道：“若是有此必要，我自会将她的档案资料调取，其中不乏照片，一并奉上，供您过目。”

张春桥轻轻点头，标志着这场面对面的介绍交流至此画上了句点。

十日有余，时值1976年10月1日，张春桥将徐景贤所寄有关电影《反击》问题的信件审阅完毕，予以退还。他在信件右上角用铅笔轻轻标注了一行字迹。

关于您先前提及的某机构那位女员工的资料，能否请您提供给我过目？

此信未标注“绝密”或“亲启”，而是经数位秘书之手，与文件一同递送。显而易见，众人皆无法解读右上角所注之语究竟有何深意，唯有张春桥与徐景贤二人彼此心知肚明。

徐景贤察觉到张春桥已然迈出了关键步伐，遂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着手办理此事：他通过市“革委会”相关部门，将S女士的人事档案资料悉数调取。为免引起他人猜疑，徐景贤特意同时调取了三、四份其他不相干人员的档案，指示相关部门一并送达。

当晚，徐景贤独自坐在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厚重的牛皮纸档案袋，袋内装有S女士的详尽履历、个人自传、入党申请书、党员登记记录、历次政治运动的总结，以及组织对其作出的各项鉴定文件。

这下张春桥终于可以“如见其人”了！

1976年10月6日清晨，徐景贤将档案袋装入厚重的信封，亲自予以封缄，并在封口上书写“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字样。随后，他将信封交予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由其直接送往中央办公厅。这位机要交通员搭乘每日直飞北京的航班，预计当日傍晚即可将信件送达张春桥同志手中。

谁曾想到，就在那一夜，张春桥于中南海的怀仁堂被捕。

一场关于徐景贤为张春桥寻觅伴侣的戏剧，尚在序曲之际，便匆匆画上了句点。

九、题外的话

长年累月，徐景贤恪守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位政治局委员的诺言：为保护S女士，他选择隐匿其真实身份，并始终督促他们协助将S女士的档案迁回上海。S女士确实自始至终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徐景贤内心也对S女士感到庆幸，毕竟为她“寻觅伴侣”的计划并未得逞。

1981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其刑期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秦城监狱服刑二十余年后，他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他的前妻文静女士选择与他共同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