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长白山腹地，抗联战士们的草鞋早已被厚厚的雪水浸得透湿，单薄的衣服也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壳子。周保中在日记里记着：“战士们的鞋都破得不成样子，衣服裤子又薄又冷，不仅没法抵挡冬天的严寒，连走路都困难。”

在不远的地方，抗联第八军只剩下17名战士，他们仅有10发子弹和5颗手榴弹，藏着的枪因为没子弹都成了没用的废铁。

谢军长无奈地笑着说：“我们经常靠啃树皮、吃野菜过活，连枪都不敢轻易亮出来。”

山脚下的老百姓，正被日本兵用刺刀威胁着搬进“集中营”，围墙有两米多高，四个角都有碉堡守着，每次进出都要被搜身——身上带一粒米，都会被当成“通匪”，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日军狠招：把百姓集中起来住，切断军民亲密联系

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归屯并户”政策，把分散居住的村民赶到像集中营一样的“集团部落”里。虎林县康德屯的老百姓不得不拆掉自家房子去别处住，吕海臣一家28间房子院子都成了废墟，贫农曲吉成只能靠盖草包来抵御寒冷，孩子们赤着身子躲在地窖里。部落围墙底部宽五尺、高八尺，四个角有炮楼还架着枪，伪军日夜守着。想带粮食出屯？会被搜身！吃大米豆油？那是违法的！农民曲吉福买了30斤豆油，伪警长直接索要：“给我分半桶，不然就把你送到宪兵队！”

更狠毒的要数“连坐法”了。一个村子要是有人帮抗联，整个村子都得遭殃，会被机枪扫射。在归屯政策实施前，康德屯的老百姓给抗联送了快上千次粮食；可归屯之后，送粮次数一下子掉到不到一百次了。抗联七军的战士们在虎饶那块地方，三天就得打两仗，夏天只能嚼蘑菇野菜充饥，冬天就只能啃橡子、吃草根。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人们发现他胃里只有棉絮和树皮，这就是日军“粮食出荷制”带来的恶果：每亩地的收成都被精确计算，农民留下自己吃的口粮后，剩下的粮食全被日军抢走了，抗联战士们连一粒粮食都很难得到。

抗联难题：隐蔽营地难立足，孤军在绝境中挣扎求存

抗联其实也努力过想要站稳脚跟。他们借鉴关内的办法，建了隐蔽营地，还试着种地，但日军老来扫荡，地里的庄稼还没熟就被烧了。更关键的是，他们有两个大问题没解决好。一是没搞土地改革。毛泽东说过，群众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但抗联怕得罪东北的地主，没敢分地或减租，农民们没被发动起来，日伪让他们搬到一起住时，都没人反抗。没了土地改革这条线，老百姓觉得抗联是外人，不是自家人。二是军队建设太松散。抗联的队伍里有共产党的部队、东北军剩下的、还有土匪凑在一起。谢文东的第八军最壮大时有2000多人，可他们排斥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还欺负友军。三个队伍各自打各自的，叛变的事一个接一个：叛徒程斌把杨靖宇的隐蔽营地给毁了；九师的师长王子孚为了投敌，把26岁的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绑在树上割了舌头杀了。

陷入绝境的起点：独自深入敌后，与中央失去联络

1935年，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遭到破坏，东北的党组织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转而由共产国际在远处指挥。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下达指令，让“不要公开反对并大屯”，结果抗联错过了反抗的好机会。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实际、缺乏针对性且难以操作，让抗联乱作一团：赵尚志因为直言被开除了党籍，而叛徒戴鸿宾却能发展党员；金日成等朝鲜战士另外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导致指挥体系四分五裂。相比之下，冀热辽的八路军在同样严寒和“人圈”政策的困境下，发动群众拆了围墙，还派干部去策反，最终建成了稳固的根据地——抗联缺的就是这种自己拿主意的本事。

百姓困境：不是不想行动，而是无力改变

“不是群众不想帮，实在是帮不上啊！”康德屯的老农曲吉成，在搬回屯子前送了八十多次粮食，搬回后却只送了两三次。有次送粮，他好不容易躲过了伪军的检查，结果又碰上日本兵巡逻，没办法，只能把粮食扔进冰冷的河里。归屯政策一实行，老百姓连给抗联送顿饭都难。抗联五军想买三百双棉鞋，就让“两面甲长”进城去买，结果被伪军小队长给卖了。日本兵用毒气弹一轰，四十二名战士牺牲了，棉鞋也全没了。更可怕的是日伪的宣传，他们把抗联说成是“土匪”，媒体上全是坏话。虎林的老百姓一开始看到抗联就躲：“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打鬼子？”慢慢地，人心就散了，兵也招不到了。到了1942年，原本有三万人的抗联，只剩下七百人逃到了苏联。

历史回音：落败时铸就的英勇印记

虽败但值得骄傲！杨靖宇直接领导的部队里，108名中高层干部中，63人在战斗中牺牲，只有11人坚持到了胜利。有15人选择了背叛，大多是在被俘后没能坚守住。14年里，抗联让76万日军不得脱身，还打死打伤了22万日伪军，给全国抗战争取了宝贵时间。1945年8月，周保中带着剩下的抗联战士和苏军一起反攻，帮八路军收复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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